清晨时分，我跨上坐骑飞燕，带着两百名亲卫以及陪驾出征的大臣贾似道、陆秀夫、江万载和赵顺孙四人在袁棘、公孙小宸、张全一、沈墨、呼延德、方灵的近身护卫下，离开了临安城。
虽说如今的贾似道对我颇为服帖，且实权已失，但将他放在临安，我并不是十分放心，毕竟其曾经的党羽甚众，作为名义上的百官之首，随驾出征，也算是理所当然。
对于这次御驾亲征，我并没有刻意隐瞒。在我离开后的第四天，大宋皇家报刊登了大宋皇帝亲自前往襄阳征讨元朝侵略者的消息。这消息一经登出，便立即引来临安城百姓的热议，对此纷纷表示支持，接下来的几天中，报名投军的人数和前往大宋银庄购买战争债券的百姓一下达到了极致。当然，这一切我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离开城门后，我率众人首先来到赵葵墓前祭拜。站在墓前，我自言自语道：“赵爱卿，朕今日便启程北上，此去势必将襄樊之蒙军击败，并乘势北伐中原，到胜利的那一天，朕会将捷报在爱卿墓前焚化，以告爱卿之灵。我大宋的江山，朕一定会夺回来的。赵爱卿，安息吧。”
方灵点燃三炷香，插在赵葵坟前的石香炉中。伴随着轻烟缭绕，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小声道：“上马，出发。”
向西前行了一刻钟，在距离临安城西门约二十里的一处空地，文璋率领一个营的御林军正在恭候我的到来。当头的文璋一见我到达，便急忙下马走上前来道：“末将文璋参见陛下，请陛下指示。”
“恩，文璋，你率一个连的兵力在前面开道，另外两个连断后，按既定路线西行即可。”
“是，陛下。”
数百人一路西行，十余天后的午时三刻我率领众人抵达了湖北省东南部的鄂州府。这一路的急行军下来，却让贾似道疲惫不堪，暗自叫苦不迭，仅管如此，贾似道也不敢有丝毫怨言，只得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鄂州历史悠久，古称武昌（不是后世之武昌），据后世的考古发现，公元前3000年前后，鄂州境内即有人类繁衍生息。有关鄂州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50--前2070年间，帝尧时期的樊国。罗泌《路史国名纪》载：“帝尧时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
刚进鄂州城，我就收到了随州夏贵的急报，破虏军已于五月十三日离开随州，预计十四日晚即可抵达郢州。看完后我笑道：“动作还真快啊，看来破虏军要比朕先到一步了。”
贾似道笑笑：“陛下，破虏军臣见识过，不愧为我军之精锐，这点路程对他们而言算不得什么。”
“恩，师臣，江爱卿，我军连日急行军，你们两位爱卿还能坚持吗？”
两位老者谁也不甘示弱，同时道：“陛下尽管放心。”
我漫不经心地问道：“对于鄂州，想必两位老爱卿都记忆犹新吧，如果朕记得不错，十年前的鄂州大捷便是两位爱卿的杰作之一。”
贾似道讪讪笑道：“当日之捷也纯属巧合，若非蒙古国内汗位之争，胜负还是颇难预料的。”
江万载不语，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我知道江万载的不满是冲着贾似道来的。江万载生性耿直，战功卓著，不到三十岁，便被宋理宗提名欲加封江万载为兵部尚书，但被当时的权相史弥远压制，后转文职，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忽必烈大举侵宋，江万载才作为贾似道的最高军事参谋长重返战场，协助贾指挥组织鄂州之战。
就在宋蒙双方相持不下时，恰好传来蒙古大汗蒙哥被四川军民射死的消息，蒙古汗位空缺，忽必烈急于返回北方争夺汗位，但被几十万宋军拖住，一时之间竟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作为宋军参谋长的江万载提出，趁蒙元内乱不稳之际，正面留小量宋军牵制蒙元，主力则迂回截断蒙元兵北撤必经之路，同时传檄北方之汉人反正起义，逼迫忽必烈在中原与宋军决战，但作为宋军主帅的贾似道却怯战请和，以南宋每年向蒙古输二十万岁币的条件要求忽必烈停战退兵，忽必烈正欲脱身回北争夺汗位，遂答应了撤兵北返。贾似道在向理宗汇报时，隐瞒了请输岁币的情节，谎称取得鄂州大捷。
眼看这千载良机瞬间失去，江万载一气之下便辞官归里奉养慈母，后宋理宗多次征诏江万载复官，皆被江万载婉拒。直到我登基后，在江万里的极力劝说下，江万载才重新入朝为官。
虽然如江万载之言，十年前是宋朝的一大良机，但以当时的朝政，谁又敢说不是又一次端平入洛呢？诚然，江万载骁勇善战，但即便如孟珙又能如何？南宋羸弱的根本原因不是军队的无能，而是执政者的无能。
历史不应该以是或不是的二元论来加以评述，不能因为贾似道是奸臣就否认贾似道的一切，尽管其出发点并不单纯。
我看着一脸不悦的江万载和略显尴尬的贾似道，笑着说：“两位爱卿，不管如何，鄂州之战为我朝赢得了休养生息的十年，过去之事就让它过去吧，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真实，谁也无法重新回到过去，只要大家吸取教训，机会总是有的。两位爱卿，孟帅之墓就在这鄂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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