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在整个西北，乃至于整个国民政府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要知道特务可是蒋手中的一把剑，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代表着谁！
更重要的是，当天特务们的行动可是确确实实的奉了蒋的命令，那相当于是奉旨办案。
但东北军非但没有给他们面子，反而将他们的老巢给端了，简直是赤裸裸的在打某些人的脸！
所以当蒋系特务们被少帅抄了老窝，那是又怕又恨。
负责西北军务的蓝衣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更是坐卧不安，当天清晨就飞到广州去找蒋哭诉东北军的“目无法纪”和“背叛中央”，又说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秘密联合，酝酿抗日，“逆迹显著”，请求蒋“早下决心，消弭隐患”。
少帅也不是一个鲁莽之人，他知道这事儿自己确实是打了蒋的脸，当下也亲自致电蒋，申明陕西省党部捕去的人，都是总部职员，如有不法情事，应该通知总部依法处置。
但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随便派便衣黑夜逮捕总部职员，又不带证件，是不信任他本人，不信任总部。
他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稍事惩戒，并索还被捕人员。
他还表示，这件事不无急躁卤莽之处，自请处分，并请将被捕人员留在总部管教。当然，实际上他已经把人放了。
一边是曾扩情的报告，一边是张少帅的来电，蒋 气得大骂“娘希匹”。
但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仁、白*禧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南京政权的“两广事变”刚刚平息，绥远战场的战火刚刚平息，而关东军更是刚刚占领了察哈尔重镇多伦，全国局势都非常的紧张。
眼下，蒋还来不及部署对付西北的军事，只好暂时忍住这口恶气！
考虑再三，他对少帅批了个“应免置议”的回电，还叫曾扩情回去不动声色。
虽然事情到这里算是应该结束了，但少帅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固然让人大快人心，但实际上却为后面的乱局埋下了伏笔。
此时，东北军和中央军，或者是说少帅和南京方面的分歧已经几近公开了。
东北军希望抗战，但是，老蒋一意孤行地推行“安内”的政策，似乎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
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处理完了两广事件，便着手“围剿”红军。
老蒋此次决定调集二百六十个团的嫡系精锐部队，准备对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老蒋对于这一仗是非常的乐观，以为派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红军，用不了三个月，便可大功告成。
在他发现少帅和杨将军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但他认为，只要他自己坐镇西安，逼着这两个人“剿共”，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的。
但是，老蒋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
这个时候，少帅对老蒋的倒行逆施已经满腔愤慨。他在洛阳给老蒋祝寿时，曾和老蒋独处。
当时他要求老蒋释放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
老蒋却大发雷霆，蛮横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
后来，少帅请缨增援绥远抗战，又遭到老蒋拒绝。
老蒋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以后，并决定于12月12日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最后围歼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
当下，他通过其陕西省党部，驻陕宪兵部队已了解到东北军、西北军近来涌进了不少思想进步的革命青年，这些人正在影响着部队的思想，而且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和陕北的工农红军已建立了一定的联系。
关于对陕北红军围剿时所使用的部队及指挥问题，老蒋事先已作了考虑，即在东北军、西北军之外，增加了中央军、晋军和空军一部及晋军的飞行队大部；在指挥上拟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西北剿匪总指挥。
按照计划，至西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员于12月11日先后到达，计有：侍从室主任陈大钧、武昌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陈诚、豫鄂皖边区主任卫立煌、福州绥靖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豫鄂边区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第25军军长万耀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
同时到达西安的还有蒋作宾、蒋百里、张冲、邵元冲等人。
国军的几十万军队逼近临潼，一队队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也飞到西安机场降落。
西安上空机声隆隆，街道上汽车狂奔，横冲直撞，特务和宪兵警察密布大街小巷。
老蒋先是在临潼分别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
他宣称：“剿共已达到最后五分钟的阶段！”
他向少帅和第17路军总指挥杨将军摊牌：东北军和西北军要么开到陕甘前线在中央军前面对红军作战，要么就把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让中央军去“剿共”。
少帅和杨将军既不愿意跟红军作战，又明白他们的部队调离陕甘无异于自取灭亡。当即决定按照已经商定的对策行事：第一，他们决不让两军的驻地分开，除非是为了抗日。
第二，他们下决心说服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劝说无效，就逼迫老蒋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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